灣區經濟競爭需要中央政府的統籌

灣區經濟競爭需要中央政府的統籌

 　　 來源：21世紀經濟報道 

日前，浙江省政府對外宣布了浙江省大灣區建設戰略，準備打造世界級灣區。規劃提出，到2022年，整個灣區經濟總量達到6萬億元以上，數字經濟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達到50%以上，高新技術產業增加值占工業增加值47%以上。到2035年，高水平完成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的目標。

粵港澳大灣區規劃發布在即，浙江省先出臺了自己的灣區計劃。作為中國的經濟發達省區，浙江和廣東同樣擁有瀕臨海洋的地理優勢，兩地都提出灣區建設的目標，再現區域發展“錦標賽”的格局，而且競爭意味頗濃。

當代重要的發達國家和地區，都會有灣區經濟，著名的舊金山灣區、紐約灣區、東京灣區，乃至更早的倫敦灣區、荷蘭灣區，都是產業革命的主導區域，也是金融、科技創新發展最積極的地區。灣區之所以能在現代經濟中扮演如此重要的角色，在于其地理上的特殊性給了其先天的優勢。海域的特點是開放性，沒有阻隔，可以便利地連通。灣區又有條件建立優良港口。相對集中的海域，又集中了較為充足的陸地面積，從而能實現人口的集聚。灣區能更為有效地聚合資源，并產生外溢效果。

但地理的形勝僅僅是一個方面，只有地理優勢不一定就能帶來區域的發展。不完全統計，全球有幾千個灣區，自1960年代濱海灣區建設熱以來，很多區域都在推動灣區經濟的發展。自然條件非常好的孟加拉灣、泰國灣、大墨西哥灣、大幾內亞灣等，都沒有什么成績。相反，較晚才開始加入國際經濟一體化的珠三角地區，則能迅速成長，成為世界經濟重要的一環，其中的經驗可以作為我國灣區發展的參考。

目前在國內的討論中，對于灣區的發展，主要集中在地區發展策略。但是，如果我國的灣區要在國際經濟體系中確立自身優勢，則必須考慮到國家的角色。珠三角、長三角迅速成為世界經濟的重要區域，既是發揮了本地的地理條件，更是基于國家改革開放的基本國策。積極吸引外資，鼓勵出口導向的產業發展，推動勞動力流動，這些中央政府主導的政策，最大限度地釋放了廣東和蘇浙滬地區的稟賦優勢，迅速實現了經濟起飛。特別是在珠三角地區，需要聚合廣東與港澳的力量，離不開中央的規劃。中央政府以推動市場一體化為方向，較好地處理了這些問題，提升了粵港澳經濟的一體化程度。強有力的中央政府可以說是中國灣區能夠后來居上的重要原因。

波斯灣地區則是一個反例，它既有地理上的特殊優勢，又有豐富的油氣儲備，一直被認為有著非常強的經濟發展潛力。除了伊朗以外，海灣七國建立了海灣國家合作組織。但是，波斯灣直到現在也沒能實現地區人員流動無障礙。各國仍然集中于自身的油氣定位，非但沒有區域發展的協作，反而集聚了大量的區域矛盾。在被認為是區域經濟合作典范的歐洲，不管是北部波羅的海地區，還是南部地中海地區，也都沒有形成灣區經濟整合，反而是原本已經降低的區域壁壘又有重建的風險，自2008年以后一體化程度越來越弱化。

這一國際比較經驗對于當前中國灣區熱具有重要的借鑒作用。各地熱衷于規劃灣區，可以說是過去地方發展“錦標賽”的升級版本。各地區都希望自己能有特殊的政策優勢，以搶占地區發展先機。但區域競爭不能只是爭奪政策優勢，而是應該基于國家統一的公共政策和市場規管。統一的基礎設施建設、統一的法律法規、統一的教育醫療規管，才能最大限度地激勵人力、資本、技術等生產要素的流動。地方基于自身的比較優勢會實施一些特殊的激勵措施，但這些措施如果要充分發揮作用的話，更需要一個統一的中央管理機制，如此才能打破地區壁壘，在統一的市場競爭中充分發揮自身優勢。

就目前而言，可以說我國在灣區經濟發展上已經有了非常大的進展，進入了較為先進的行列，但如果和國際最重要的灣區（如舊金山灣區、紐約灣區、東京灣區）比，中國的灣區經濟顯然還是欠發達的。從內生能力比較而言，中國的市場不夠統一，人力、資本、技術等重要生產要素流動受限，不能進一步聚合，則是主要問題。而要處理這些問題，就需要中央政府發揮作用。

因此，在我國灣區經濟的發展中，需要更加重視中央的角色。地方經濟發展的競賽，要基于中央政府確定的規則。目前多地有圍繞大灣區建設展開地區發展競爭的態勢，需要中央政府及時地進行統籌、協調、引導，以形成良性的競爭。